作者青年时代
朱新地，1947年出生，1960年小学毕业赶上困难时期，1966年高中毕业赶上文革、上山下乡。1978年考上南京医科大学。现已退休。
原题
旧证件里的人生
作者：朱新地
日前整理旧物，在一堆准备扔掉的东西里意外发现了几个旧时的证件，其中有我的劳卫制资格证明、高中毕业证书、下乡时回城用的“路条”、以及恢复高考制度后1978年考大学的准考证等等。
真庆幸扔东西前多看了一眼，捡回了这些如今难得一见的“废物”，其实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且经历过多次大迁徙，丢失的东西无数，没想到竟意外保留下了这些小东西，从而也从记忆深处捞起了一个个大时代里的小故事。
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听说过“劳卫制”这名词的了，它的创始者是前苏联，全称为"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即按年龄组分别制定标准，通过各项运动项目的等级测试，促进青少年积极参加体育运动，以提高身体素质。新中国成立后，从建国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奉行的是全面学习苏联的思想及行为准则，实行“劳卫制”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张证明的签发日期为1962 年5月，是我上初二的时候。得到它需多项运动达标，想必不是短时期的事情。而在达到“少年级”后，我又通过了一级劳卫制测验（见下面一个证章），如此算来，我的整个初中时代都与劳卫制紧密相伴。其实这无意中保留下来的证书和证章，我几乎连印象都没有了。真的，那时的教育少有功利色彩，也没什么考试加分之类的政策，这些东西在当时根本不当回事的，不过，被体育老师选送到少体校田径队学习一事倒是至今难忘。那少体校的全称是昆明市少年业余体育学校，我们的训练完全是业余的，平时各人在原来的学校读书，无非每周下午有两次活动，但寒假和暑假里则要到体委集中训练半个月至一个月。1960年代初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艰苦，我们连运动服都没有，只能在比赛时借穿一下，即使是寒暑假的集训，也是各人自带行李铺盖，有时是住在体专的宿舍里，有时就在体专的教室里睡地铺。那是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正式的运动员有相应的食品补贴，我们这些业余者却什么也没有。记得集训时期的早餐，就是包谷糊、包谷坨之类（用玉米粉制作成糊状或馒头状），连其中的甜味都是用的糖精，却依然是每天大运动量。不过，那时我们并没觉得有多苦，说实话，那时的孩子不像现在这么娇贵，家长也多半持 “听之任之，顺其自然”的态度，比如我的父母就认为“既然被选去就去吧”，从来没想过孩子苦不苦、或者担心会影响我的学业，或者对我是否有什么好处之类。1962年的寒假集训期间，正巧国家田径队也在昆明冬训，于是，我们的教练，一个从国家队退役的短跑运动员，把我们带到了他们那里。尽管当年不像现在的追星族那样疯狂，但一下子见到那么多心中的偶像：郑凤荣、倪志钦、陈家全、姜玉民、胡祖荣……那个高兴和激动啊！我至今清楚记得，教练让我代表少体校田径队向他们致词时，我在台上激动得差点儿连话都说不出来。联欢会后便和他们有了随意的交往，甚至寒假集训结束后，我们仍常到他们宿舍去玩。郑凤荣，中国第一个打破田径世界纪录的选手；倪志钦，当时的男子跳高全国冠军；陈家全和姜玉民，分别为多次打破过男子和女子短跑全国纪录的短跑名将；胡祖荣，著名的撑杆跳运动员……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个中国体坛的顶尖级人物，却一个个都那么平易近 人，就像是大哥、大姐、大朋友！在我记忆中，那时运动员们并不谈论奥运会，也无什么金牌银牌之说，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要为国争光，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教练还给我们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情：在某次国外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得了冠军，却迟迟不进行颁奖仪式，大家都不知所措地等在那儿，原来是东道主国家认为中国是“东亚病夫”，不可能获第一，连中国的国旗都没准备，结果临时去赶制了一面，颁奖仪式才得以进行。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开幕式上，当看到郑凤荣等八名老运动员手持五环旗缓缓步入会场，我情不自禁地欢叫起来“郑凤荣，郑凤荣！”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昔日的“东亚病夫”已成为体育大国、体育强国，且有能力在自己国家承办奥运会了。当“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响起，当李宁“夸父逐日”式地点燃奥运圣火，电视机前的我也一件件往事 涌上心头， 忍不住地热泪盈眶…… 这两张照片是1962年与国家队郑风荣、倪志钦、姜玉民、陈家全等人的合影在当今这个时代，毕业证书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几乎人皆有之，何况是个高中毕业证书呢！然而，我的这个毕业证书却是在完成高中学业三年后才拿到的，而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毕业文凭或毕业证书，仅仅是一张“毕业学生分配证明书”。请看它的正面：“毕业学生分配证明书”几个字之上是毛主席的木刻头像和林彪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再看其背面，先是正文“最高指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 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 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然后才言归正传——学生 XXX，性别 X ，现年X岁，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在我校高中（或初中）毕业。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落款是“昆明新一中革命委员会” 日期：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我所就读的昆明一中，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名师荟萃的重点中学。本来，我应该是1966年7月高中毕业的。尽管那时高考不像现在有全社会高度关注和紧张，仍然是一件大事；那时的高考也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宣传的虽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等都是录取与否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事实上，许多成绩优秀的学生都可能因家庭问题而不能走进大学校门。随着高考的日子临近，同学们都在紧张地准备迎考。虽然人人都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也明知考试分数之外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但谁也没有懈怠复习。毕竟，大学梦是那样的美丽诱人，上大学是每个人的热望。大约是4月份到5月初吧，离高考不到两个月了，学校里出了一件爆炸性新闻：毕业班的一个同学自愿放弃高考去了西双版纳农场，并留下了一封思想新锐、措辞激烈，抨击教育制度和老师长信。这封信一经公开，便如同在校园投放了一颗炸弹，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学生中立即分成几派，赞许的、佩服的、愤怒的、嘲讽的、怀疑的，整个校园议论纷纷……在日益不安的氛围中，上级派工作组进驻了学校，一批批的学生被找去开座谈会，但谁也不清楚工作组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原来的教学秩序被打破了，学生不再认真听课，老师也无法好好讲课，教室里简直坐不下去了。当时还以为这是我们学校的“个案”，谁知没过多久，中央下达了“五一六通知”；6月29日，学校里发生揪斗老师的事件，许多老师（特别老教师）被拉出来在校园里游斗，虽然比起后来文革中的种种做法还算小巫见大巫，但它开了昆明学校里揪斗老师的先河。自此之后，高干子弟聚集的昆一中便成了昆明运动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此时，我们已经完成高考前的各相关事宜，云南日报也登出了招生的学校及专业，一句话，就只等着进高考考场了。看着这乱纷纷闹哄哄的场面，心里焦急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被告知先集中精力搞运动，高考延期三个月……7月份，本是放暑假的日子，暑假当然是不放了，全校师生坐在教室里听广播传达中央文件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记得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这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 8月，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及他身穿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群众和红卫兵的举动，更是把运动推向高潮。当时有谁会料到，又有谁会相信，连国家主席都不明白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从天而降了！起初，我们都以为赶上了又一个大革命时代，一连多日，同学们高举着“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标语牌在大街上游行，自豪地唱着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要为时代当尖兵……”有人还跑到工厂和其他单位“煽风点 火”……就在这时，北京一中毕业班寄来了一封公开信，倡议全国各地一中的毕业生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让我们直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不管心里赞成还是不赞成，班里几乎人人都在信上签了名。不久，北京的红卫兵也来昆明串联了。那些女中学生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英姿飒爽声势夺人，令我们羡慕不已。昆明各大中学校随即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就我校来看，首批是干部子弟，继而是红五类，再后是红外围，像我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没资格参加的。实际上运动的对象和方式在不断变化着，起先是学生斗老师，不久就学生斗学生了。红色恐怖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学校里开始搞人人过关，所有同学按家庭出身分为红五类、红外围、黑五类（后又扩大到黑九类、以及出身一般家庭的“灰不溜秋者”。血统是衡量及判 断一切的标准。每天班级检查批斗会的开场，照例是集体背诵最高指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等等，等等。然后是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站起来自报家庭颜色，对照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 分析” 检查并交代自己的家庭情况，要查到三代。这样一来，除了那些很铁的红五类外，几乎人人自危，因为谁也难保三亲六戚中没个有历史污点的人。最后则以声嘶力竭的吼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作为结束。学校里这种斗来斗去的疯狂状况大约持续了半年多，随后便是社会上打着各种旗号的战斗队雨后春笋般冒出，所有组织都宣称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派性干仗烽烟四起，文斗加武斗，闹得全民人心慌慌。再后来，学校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动力”与“对象”再一次变换，昨日的“红”变成了今日的“黑”。走马灯似的一波又一波，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文革开始时，我们被告知高考延期三个月，后来又说延期六个月、延期一年，大家心里多少还有点念及考试，尽管也没人复习功课，但起码书还留着。后来中央要求复课闹革命时，毕业班已无课可复，完全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两年多过去了，既没高中毕业，也没任何就业途径，考大学更是成了泡影，大多数人都成为逍遥派，只盼着早日有个工作能够糊口。那时的物质匮乏是如今人们难以想象的，大多东西都凭票供应，定额的口粮里只有少部分是米，其他则是生虫的老蚕豆、玉米、麦子（不是面粉）等等，因此一些头脑灵光同学想出高招：一旦打听到某日某单位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庆祝活动时，便用红纸写一张大大的“贺信”，一行人敲锣打鼓前去祝贺，以便混吃一顿，哪怕是混到几粒糖果、瓜子花生也会感到高兴。如今回忆起来，也算得上一桩黑色幽默。直到1968年12月的一天，广播里突然播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的最高指示，又一个新运动“上山下乡”拉开了大幕，从此中国词典里也多了个专用名词“知青”。1969年初，昆明市从高66到初68届的中学生，开始一批批奔赴农村插队。除了个别回乡或投亲靠友者外，基本是按学校划分地区，几人或十几人一伙，星散到了滇西各地的村村寨寨……春节刚过完，我去学校拿到了这张比巴掌大一点的分配证明书，还有一张办理迁移粮户 关系的介绍信（有几批春节前就下乡了）。老师当场在证书上填写了签发日期“1969年3月1日”，这一天，距离我本该毕业的日子 1966年7月，已经过去了近三年！三年来，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意外，我们的人生航道骤然拐了一个大弯，一代人连续完整的求学与成长之路被拦腰截断，三年前的理想、抱负、希望等等皆已不复存在……领到这张分配证明书后，我就奔赴了广阔天地，当时父母还在批斗之中，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是高中毕业了、而且分配了……跟那个时代的所有文书一样，通行证上首先是最高指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然后才是正文：兹有朱新地壹同志，因本人眼病，由盈江前往昆明治疗，请沿途军警查明，给予通行。有效日期：陆玖年拾月叁日至陆玖年拾壹月叁日。云南省盈江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大印），69年9 月30日。需先介绍一下我插队的地方：那是云南保山地区盈江县一傣族村寨。保山地区有十个县（市），其中靠近国境线的五个县（盈江、陇川、瑞丽、畹町、芒市）属“外五县”，出 入这些地方，须有县人保组（文革期间公检法三合一的机构）签发的边疆通行证，若没有这一纸东西，根本买不到车票；哪怕你有本事混上车，过澜沧江和怒江大桥时，守桥卫兵逐一检查证件，也要被拦下的。下乡时是集体行动，敞篷大卡车，三十人一辆，行李放下面，人坐在行李上，过桥时人需下车步行。记得有先过去的知青在对岸朝我们大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过来就回不去了！”许多人是哭着过桥的，但我没有哭……1969年秋天，在那个靠近中缅边界的偏远山村里，我的眼睛受了伤，在当地县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医生对失明的右眼束手无策，建议我转到昆明医治。尽管医生出具了转院的证明，能否得到上面批准还是未知数。因盈江属于“外五县”， 必须有边疆通行证才能购买车票，才能回到昆明。拿着医院证明找到县革会知青办，办事人员又把我推到军代表处，军代表整天忙这忙那的，几乎连人影都看不到，偶尔匆匆露一下面，也是根本没有我讲话的机会。无奈，我只得天天从早到晚地坐在他办公室门口的水泥台阶上等候，心想，即使轮不到我说话，你总该看得见我吧？！经过一番周折，终于从县革会知青办获得了一个月假期。然后又以三个月的“安家费” 相抵，从社里借到三十元做路费，便匆匆踏上了回家的路途。那时从盈江到昆明没有直达车，要从村寨到县城，再经腾冲、保山、下关等地一路转车。我有时坐客车，有时搭货车，晚上住的是两三角钱的小旅馆，旅馆之简陋之脏以及种种场景，让我想起艾芜先生笔下的《南行记》。那一路基本都是大山，单翻越高黎贡山差不多就要一天时间，汽车在盘山路上不断地上坡下坡，旁边是就是深深的山谷。记得从保山到下关一段，天一直下雨，我坐在驾驶室里（货车），一路上看到翻了八辆车。驾驶员是个四川人，抱怨说：“在云南开车，简直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傍晚时分，雨变成了浓 雾，能见度大约只有二十多米，路又滑，平素话很多的驾驶员不再说话，两眼紧盯着前方 小心地开，我的心也悬了起来。天保佑，我们总算在天快黑时到达了漾濞……无意中保留下来的从盈江旧城到腾冲一段的车票
就这样，我一路辗转颠簸，回到昆明时假期已过去近三分之一。到家后稍微休息了几天，便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因我的户口已迁至盈江，虽然是住在自己的家里，但如得不到批准，仍有可能被当作“盲流”对待。请看通行证左下方的几个字：“已批准在昆暂住伍天。69、10、23”，还盖了一个紫色的大印。今日戴着老花镜仔细辨认，才看出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市五华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户口专用章”。也就是说，我一路折腾回昆明看病，却只允许我在家里“暂住伍天”。我开始四处求医。每天早上，我怀着希望出门，而归来时却是无一例外的失望，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找了一个又一个医生，全然没有效果。正在这个时候，昆明开始抓倒流回城的知青了。一天，人保组、工宣队、民兵纠察队等有关部门突然半夜三更出动，到百姓家里搜查倒流知青，被抓到的人全都集中到昆明二十三中，要家长写下保证书：保证在多少时间内让孩子下乡，并由其单位在保证书上盖章，才可以把孩子领回家。我既怕连累父母，又不甘心就这样返回盈江。为了掩人耳目，我只得每天天不亮就从学院围墙的破墙洞（武斗时挖开的）爬出去躲避，在外面游荡一天，天黑后再从破墙洞爬进来。同时努力想办法开医生证明续假。然而，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谁会轻易给一个倒流回城的知青开病假证明呢？ 一个插友告诉我，他有个小学同学在某医院挂号，他陪我去了那家医院。
那小学同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医生面前。女医生姓汤。常规的检查、治疗、开处方后，我吱唔着提出开假条一事。为了回避倒流知青的身份，我谎称自己是某厂的工人，说“其实厂里也没事干，只是要个手续而已。”女医生毫不怀疑地给我开了一周假。初战告捷使我俩兴奋不已，第二个星期又获成功，谁知第三个星期却碰了壁，女医生说：“病不是短期能好的，既然上班没事干，你就先上班好了。” 我沮丧地走出诊室，在医院门口踯躅着不知该往哪里去，心又坠入了无边的黑暗。插友见状决定见义勇为，他趁诊室里无人时，偷偷从医生桌上撕了张空白假条，摹仿那女医生的字迹，给我开了一张病假，然后，我按捺住怦怦乱跳的心，把证明拿去盖章。不料那管盖章的人接过证明审视了一眼，便大声斥责道：“这证明是假的。”已经来不及逃走，人们围了过来，像围住一个被抓获的小偷…… 没想到，在被押着去坦白交待的途中，碰到了那位女医生，本来还强作镇静的我，顿时羞愧得无地自容。此时她已脱掉工作服，看来是下班了。在听完押送者的叙述后，她拿过那张假证明，平静地说：“这事交给我来处理吧。” 我跟着女医生走进诊室，感觉已无颜面对她，再也说不出任何话了。非常意外的是，女医生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坐到桌子旁，重新给我开了一张病假证明。那一个冬夜似乎格外温暖，凛冽的北风也变得柔和。虽然我的右眼仍然看不见月亮和星星，但我心里却实实在在感到了光明，那是像女医生一样的普通人，用他们的真诚、善良和爱心，构筑的温暖与光明…… 这一年年末，中央的一号战备通令下达昆明（那时云南是援越抗美的前线），各高校纷纷开始了战备疏散工作。父亲所在的高校即将搬迁大理巍山。文革开始不久，父亲就以“摘帽右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双重身份被揪出批斗。而此时，文革已进行三年，摘帽右派已被认为是死老虎，反动学术权威也不再是运动重点，倒是老弱病残的身躯成了单位战备疏散的拖累。父亲的单位便让我们自行找地方疏散。于是，我们变卖了家什做路 费，只带着父亲舍不得丢弃的几箱书籍和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全家从昆明迁徙到了苏北。1969年12月31日傍晚，我登上了往东的列车，之后又以投亲靠友名义在苏北运河边的一个村庄继续插队。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回过盈江，也再没有用到那张边疆通行证。能进高考考场是一种幸福。也许今天的考生对这话不以为然，但相信我的同代人会有同感。这份进考场的权利，是在我离开学校十二年后才得到的。1966年高中毕业，临进考场之际，突然平地起风暴，轰轰烈烈一阵后去了广阔天地。此后，虽也有“推荐上大学”一说，但那是轮不到我的。原以为此梦今生难圆，未料1977年10月，忽传来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这时，我已经在泥水里滚了多年，几经迁徙，书早作废纸八分钱一斤卖掉，又拖一身病体，怀抱嗷嗷待哺的女儿，可我还是欣喜若狂。然而，由于我的诚实，却连考场都未能进：那一年，中央规定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报考年龄放宽到三十岁，当时我所在的江苏省却有个土政策：必须1947年7月1日以后出生。我的生日早了两天，如实填写后，就因这两天之差被拒之门外，准考证不给我。不服的我四处奔走，去“招办”论理，我说：“我不是开什么后门，仅是要求一个参加考试的机会而已！”招办工作人员同情地看着我，说：“谁叫你那么填呢？许多人比你大，谎报了年龄，我们明明知道，也发给准考证了。你们这代人确实是够苦的，但现在你白纸黑字写着，虽然只差两天，却是硬杠子，没办法啊！” 几个年轻朋友也替我抱不平，他们说：“我们所有不会的题目去问你，你都能做出来，现在我们报了名，你却报不上，我们情愿把这考试资格让给你……”这些话令我感动，实际上却谁也帮不了我。1977年岁末，在成千上万人或兴高采烈或忐忑不安迈进关闭了十多年的高考考场时，有一个人站在料峭寒风中远望考场默默流泪，那就是我。机会再次与我失之交臂，可是，能怪谁呢？还是不甘心。因为按那土政策，大部分六六届高中毕业生都要被排除在外了，我相信中央的意图不不是这样，于是狂兮兮的决意给中央写信反映。信写好了，往哪里寄呢？当时还不知道有国家教委之类的机构，突然想到是邓小平力主恢复高考的，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在信封写上“邓小平收”。 封好信贴上邮票去邮寄时，半路上我又折回来。我思忖，邓小平日理万机，信能到他手中吗？后来终于想出一法：把信寄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周培源，托他转交有关部门。其实我与周先生无亲无故，只因想起了当年鲁迅先生帮助青年学生的故事。信自然是石沉大海，我重新埋头于花圈（那时我的工作是做送葬用的花圈），上学的梦再次成为泡影，真以为这花圈要做到最后送自己的时候了。没想到半年后机会又一次降临，老知青还能再考。我又一跃而起去为“准考证”奋斗，不过，这次面对的不是土政策，而是单位领导的压制刁难：“算了吧，孩子都有了，还上什么学？”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别做白日梦了！”……此时，好心规劝也罢，冷嘲热讽也吧，甚至身体不佳、功课来不及复习、幼小女儿的哭闹、以及考不上的艰难处境等等，我全然不顾了。只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进考场！唯一的念头是：如果我放弃这盼了多少年的机会，会终生后悔，要是真的考不上，从此认命也。后来的结果很简单：我最终拿到了准考证，在高中毕业十二年后迈进大学校门，圆了今生的大学梦。前不久看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才知道当年中央曾有过那么激烈的争论，这张“准考证”真是来之不易！在写下这几个小故事后我突然发现，它们不仅是我个人人生经历的记录，也是一个个时代的记录与缩影啊！ 朱新地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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